读书笔记：《裸城》&《当代保护理论》
1、泛化的“原真性”
《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是美国社会学家莎伦·佐金2010年发表的作品，中文版于2015年下半年发行。全书的组织结构清晰，分为序言、导论（《失去灵魂的城市》）、“非常空间”、“共同空间”和结论（《目的地文化与原真性危机》）五个部分。其中，“非常空间”关注的对象是那些具有独特历史传统的街区，“共同空间”则是诸如公园和社区农园等提供给大众使用的空间。
有意思的是，与常规的学术论文不同，她不是以一种俯瞰全局的方式来叙述观点，而是在街道“全方位、全天候地行走”，通过讲述城市场所的起源与新开端的故事，来追查“原真性”的蛛丝马迹。
由于莎伦·佐金的社会学背景，她在文中所提及的“原真性”不限于遗产保护语境中那种提到了原则高度的严苛定义，而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甚至过度使用的、内涵丰富但边界模糊的语汇，从保护规划到文化批判，甚至被用于宣传策略。
以书中第二章为例，作者对纽约哈莱姆区的发展做了细致的研究，首先“种族主义迫使哈莱姆区发展成为种族聚居区……基于这些条件，在20世纪前半叶，哈莱姆区形成了原真性的种族认同空间，一种‘黑人文化的升华’。”[1]
而在21世纪初的城市更新中，许多历经百年的褐石别墅被保留了下来，但是随着资本的投入和媒体的宣传，越来越多的白人中产阶级进入这一空间，随之而来的现代连锁精品店、咖啡厅和不断上涨的房价租金逐渐改变了哈莱姆区的场所特质。相应的，21世纪的“新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关于街区“起源”和“原真性”的叙事，强调这里是由不同种族居民所造就的世界主义文化，是奋斗者之街、俱乐部之街，而把历史上的种族问题、现在依然存在的贫穷与黑暗悄悄隐去了。
可以看到，“哈莱姆文艺复兴”所宣称的原真性，是一种认同感的再造，一种对起源的重新解读，一种被修正的城市印象，如作者在最终章的总结——“原真性”是一种文化权力。
2、客观“原真性”的局限
要更清晰地理解莎伦·佐金提出的原真性问题在历史遗产保护上的意义，而不是像使用流行语一样泛泛而谈，还是需要先回到保护理论的语境中来。
“原真性”这一概念发端于中世纪基督教圣迹收藏热，而约翰·拉斯金在《建筑七灯》中“真实之灯”的表述，则把“真实”这一品质提到了宗教信仰和建筑伦理的高度。一脉相承，在现代主流的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中，“原真性”往往是作为一种客观原则来限定的，关乎保护对象的固有属性和物质本体。保护的目的是发现或保存对象的真实特性或真实状况[2]。
理论上讲，人们希望通过建筑遗产看到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一点基本已无争议。但是一旦开始了实际的保护干预，就会发现陷入了判断的僵局——历史已然发生，已经存在的保护对象，难道有哪些部分或者状态是不真实的吗？建筑始建的状态是真实的，时间所带来的老化价值同样真实。
一种比较经典的观点认为：“原真性“authentic”一词，是希腊语中的“authentikos”——自己、相同（autos，我自己，相同的）和拉丁语中的“auctor”——创作者（起源，权威），所以原真性是相反于复制的原创，相反于虚假的真实，相反于仿冒的真诚[3]。”因此，不蓄意作伪，成为对象是否具有原真性的重要判断标准。由此观之，诸如维奥莱·勒·迪克对巴黎圣母院所做的以假乱真、不可识别的“修正”，是不符合原真性原则的。但问题在于，假如我们去除了维奥莱的这些操作，保护对象并不会变得更加真实，因为这次改造已然成为一个历史事件，成为了建筑的一部分。
因此我认为，所谓“客观”的原真性，在判断真品和完全独立于真品之外的“赝品、仿冒品”时，是有意义的，虽然表面信息可能极为相似，但仿冒品所宣称的“创作者”是虚假的；对于当下的重建、仿建和局部仿制，有一定的约束意义。然而，它无助于判断一个叠合了无数历史层次、始建状态与改造状态共存一体的建筑遗产是否真实（其物质现状都是真实的）；也无法帮助我们做出去除何物、保留何物的“伦理正确”的选择。
最终，保护的操作呈现的仍然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并非绝对的客观。我们需要直面这一现实，而接下来的问题落在做出选择的“主体”之上。
在1994年的《奈良原真性文件》中，作出了这样的表述：“一切有关文化项目价值以及相关信息来源可信度的判断都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内，也可能出现不同。因此不可能基于固定的标准来进行价值性和真实性评判。反之，出于对所有文化的尊重，必须在相关文化背景之下来对遗产项目加以考虑和评判。”[4]
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原真性”，是一种无形的品质，关乎地点与背景、精神与感情，对于“主体性”的强调已经十分明显——不是遗产的固有属性，而是具有“相关文化背景”的主体所发出的价值判断。
奈良文件应该说是“原真性”一词语义走向泛化的重要节点——从客观的普世真理，走向特定文化中的集体认同。泛化的过程，就是发出认同的“文化集体”不断缩小的过程，最终演变为某一或某些团体的文化权力。
简而言之，随奈良文件而来的争议有两个主要的成因，其一是：“主体性”被强调，但“谁是主体”则并没有明确；其二是：泛化的、主观的“原真感”顶着犹未褪去的“客观原真性”的真理光环，使得一部分人以原真的名义、伦理正确的姿态，掌握了文化话语权，而另一部分人被迫沉默。
3、叠加的困惑：场所的“原真性”
尽管存在上述的种种矛盾之处，但“原真性”一词依然具有惊人的生命力。原真性的意义极其重要，因为它将我们根源于独特时空的个体渴望与对广泛社会力量的宏观把握相连接，这些社会理论通过许多细微的、难以察觉的行动将我们的世界重塑[5]。具体到历史街区的层面上，原真性的诉求则意味着我们紧守着某种不曾改变的永恒的城市理想，这种理想以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意向为再现形式，并作为评判都市体验的绝对标准[6]。
然而，根据上一节所述观点，对于承受了多重历史、经历过多个“创造者”的历史建筑来说，客观的原真性应用范围已十分局限，更何况是由许多历史建筑构成的历史街区、城市场所。它有着代代更替的居民、兴起又倒塌的房子；太多的起源、太多的创造者、太多的变量；甚至可能有着久远连绵到与当下接轨的历史——每一代人对于城市都有自己的时代经验，时代会塑造身在其中的人对于“归属”的某个街区、社区乃至城市里的房屋、商店与居民的实际看法[7]。客观的“原真性”在此几乎无法运行，也没有意义。
因此，在谈论城市场所的原真性时，人们谈论的通常是主观的原真性，并且拓展到泛化的“原真感”。在历史街区的更新与改造中，谁来决定哪些部分与街区的原真体验最为相关，谁来判断更新后的街区是否依然具有原真性？
当代的保护理论认为，对遗产做出价值判断的主体，应该是“权益相关者”。人们对于遗产对象的权力来自两个因素，其一是：他们对于对象整体价值的贡献；其二是：对象如发生改变，他们受影响的程度[8]。
由此观之，历史街区的原住民应该是具有相当一部分话语权的“权益相关者”，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司空见惯的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中，他们往往是沉默的主体。
4、“原真性”与文化权力
《裸城》一书中提及的历史街区的更新案例，各有特征、各有得失。但是就街区原有居民的“失声”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更新，为历史街区规划一种“美好的愿景”，塑造一种目的地文化。
这样的改造可能会将保护街区的原真性曲解为回到某种“原初”的状态，其实质是对历史层次的人为选择，是在一定的审美和情感导向下对街区进行的重塑。其过程往往伴随着许多没有保护身份的建筑被拆除、仿古的建筑以“织补肌理”的名义建造起来。大量资本的一次性注入摧毁了街区原有的精细的社会结构。同时，为了街区历史氛围的“完美”和“原汁原味”，居民被迫迁出，或者成为这街区尺度的舞台上生涩的表演者。
这也是我国诸多历史城区正在上演的一幕。其结果可能导向一处美丽但虚假的旅游目的地，后续的发展无比依赖于品牌宣传、商业经营和消费文化。好在近些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这种大刀阔斧的更新潜在的弊病，越来越多地强调渐进更新和社区参与。
第二类更新看起来温柔善意，它的问题也更加隐蔽。
仍以《裸城》第二章提及的哈莱姆区为例，百年老宅被保留下来，该区域独特的历史氛围和较低的地价吸引着资本的流入，开启了该地区中产阶级化的进程。风味独特的咖啡厅取代了夫妻经营的快餐小店，然后又被能为这个地段支付更高租金的连锁商店取代。这种更新置换并不粗暴，没有人声称要迁走原住民，但是飞速上涨的地价和生活成本自然地完成了这一过程。
与此同时，关于这一地区“起源”的故事也在悄然改写，由种族聚居区变成了“世界文化的交融之地”——这是一种经过人为选择的“原真性”，新的文化品味取代了常住民的文化品味，并以原真的名义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感。这意味着一系列的更新活动不仅合法，同样也“合情合理”。在这种看似渐进的更新中，每一批入住的居民都塑造了街区的某种新开端，并没有大张旗鼓的粉饰和作伪，因此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标志着街区“原真性“开始弱化的节点。事实是，场所最终显示出来的原真性，是不同主体的文化权力的博弈。在这种静默的斗争中，中产阶级的文化权力取代了那些可能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原住民的文化权力。
关于都市美好生活的景象掩盖了最基本的冲突[9]，我们被消费文化所影响的审美品味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街区的新原真性，而将何人以及何物已经被取代加以浪漫化，或是形成了一种集体失忆[10]。街区居民的更替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异常的是这个过程来得如此迅速，并伴随着街区氛围的同质化和社会阶层的空间隔离。
这一类型的历史街区更新不仅仅是遗产领域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莎伦·佐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再都市化进程（a broad-process of re-urbanization），这些变化解放了旧有的工业体系及其生活方式，扩展了白领阶层男男女女最为关注的购物和各种其他消费活动所占据的空间；最终创造的不仅是贫富老少之间的经济区分，同时也是文化屏障[11]。
因此在《裸城》的最终章，莎伦·佐金把空间所有权的杠杆转向了民主，以赋予居民、工人、小企业主和建筑物一种落地生根和留在当地的权力。
5、结语
由于审美、品味尤其是资金的种种制约，当代的历史街区的更新往往导向的是商业化的遗产产业。精心修缮的历史街区保留下了一部分时间的痕迹，供人在广阔无垠的时空中找到某种参照，除此之外显得十分无力。城市场所的原真体验、文化生态的延续、以及原住民以遗产环境作为日常生活建构资料的生产权[12]，确实不是单凭遗产保护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但是，即使生活在遗产环境中的、确凿无疑的权益相关者们，还远远无法向资本抗争；即使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其遗产环境可能具有的将生存变为存在的建构力量[13]，也并不意味着历史街区的中产阶级化和目的地化就是正当且必然的道路，关于“为谁保护”这一命题，还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和讨论。
参考文献
[1] 莎伦・佐金. 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2] 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 当代保护理论[M]. 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3] 尤嘎·尤基莱托, 郭旃. 建筑保护史[J].2011.
[4]陆地. 走向“生活世界”的建构 建筑遗产价值观的转变与建筑遗产再生[J]. 时代建筑, 2013(3):29-33.
[1] 引自莎伦·佐金《裸城》第二章“为何哈莱姆区不是种族聚居区”，P77
[2]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第四章：“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式微”，P81
[3]引自尤嘎·尤基莱托《建筑保护史》：“由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荣誉主席——保罗·菲利普教授详细阐述的定义（Jokilehto，1995，1995a）”
[4]《奈良原真性文件（1994）》第11条：“All judgements about values attributed tocultural properties as well as the credibility of related information sourcesmay differ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and even within the same culture. It isthus not possible to base judgements of values and authenticity within fixedcriteria. On the contrary, the respect due toall cultures requires that heritage properties must considered and judgedwithin the cultural contexts to which they belong.”
[5] 出自莎伦·佐金《裸城》，结论章“目的地文化与原真性危机”，P260
[6] 莎伦·佐金《裸城》导论：“失去灵魂的城市”，P32
[7] 莎伦·佐金《裸城》导论：“失去灵魂的城市”，P32
[8]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第六章：“从客体到主体”，P141
[9] 莎伦·佐金《裸城》结论：“目的地文化与原真性危机”，P268
[10] 莎伦·佐金《裸城》结论：“目的地文化与原真性危机”，P269
[11] 莎伦·佐金《裸城》导论：“失去灵魂的城市”，P10
[12] 陆地《走向“生活世界”的建构——建筑遗产价值观的转变与建筑遗产再生》_时代建筑2013/3
[13] 陆地《走向“生活世界”的建构——建筑遗产价值观的转变与建筑遗产再生》_时代建筑2013/3